實習生 杜江茜 本報記者 李林《中國青年報》(2014年11月24日03版)
  “發生這些事,你還有臉來學校!”
  “是不是你去勾引李老師的?”
  當面的質疑,背後的議論,還有手機上發來的短信,白白不知該如何去回應,只能把自己封閉起來。她蜷縮在床邊,把頭深深地埋進膝蓋里。
  這是臺灣影片《不能說的夏天》里的片段。影片根據發生在臺灣的一起大學校園性侵案改編。女主角白白在被自己的教授性侵後心理崩潰,自殺、逃避、絕望充斥著她的生活。
  儘管電影最後,案件勝訴,施暴者李教授受到懲罰,導演也給白白安排了一個得到新生的結局。但影片之外,現實中的校園性騷擾事件卻並未停止上演。如何才能斬斷大學校園性騷擾之手?
  說不出的痛
  很長一段時間,劉朵(化名)都害怕接到導師的電話。
  這名正在南方某高校讀研的女孩兒說,自己的導師是院領導,平時應酬多。有時,自己也會被叫出去喝酒應酬。儘管很反感,但劉朵始終不敢說出拒絕的話。
  “你可以找理由拒絕一次兩次,但沒辦法次次都拒絕吧。”劉朵害怕,如果跟導師撕破臉,自己畢不了業怎麼辦?
  無奈之下,劉朵選擇了忍。但讓她難以接受的是,一次應酬中,席上某領導竟然對她動手動腳,不但亂摸,還強吻了她。
  “我不敢告訴爸媽,怕他們擔心。我就覺得屈辱,無比屈辱。”劉朵帶著哭腔說,自己明明是來做研究的,但感覺跟陪酒小姐一樣。
  李思磐也沒想到,自己認識的人當中,也有不少遭遇過校園性騷擾的。今年10月下旬,這位廣州性別平等倡導機構“新媒體女性網絡”的召集人,曾在自己微博上發起過一個召集活動:以保護隱私為前提,徵集自己或身邊經歷過校園性騷擾的大學生,講講自己的經歷。
  “最後我聯繫了7個網友,吃驚的是,其中有4個我都認識。但之前,從來沒聽她們提過有這樣的經歷。”李思磐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,其實,校園裡的性騷擾甚至是性侵併不罕見,但當事人往往只會把這樣的遭遇“咽到肚子里”。
  《中國婦女報》11月4日的一則報道曾援引過這樣一組數據:全國婦聯一項針對北京、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學生的調查發現,經歷過不同形式性騷擾的女性比例達到57%。
  另一項調查也說明問題的嚴重性。有學者對1200名女大學生調查發現,其中有531名女性(占總數44.3%)表示曾遭遇性騷擾,而且不少受害者遭受過兩次甚至三次以上的性騷擾。該調查還發現:23%的女大學生認為當前性騷擾的“情況很嚴重”,60.4%的女大學生認為“情況嚴重”。
  “老師對學生的性騷擾或者是性侵案,有很明顯的特點。”北京眾澤婦女法律咨詢服務中心律師張偉偉曾接手過多起相關案件。她說,老師通常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權力,對學生進行性騷擾、甚至性侵。
  “這種騷擾往往還具有持續性,受害學生也多會出現強烈的創傷後應激性反應,比如抑鬱、自殺、封閉等。”張偉偉說。
  北京源眾性別發展中心負責人、律師李瑩曾接觸過一位被侵害者。事發後,女孩兒不斷強迫自己洗澡、洗手。而且每次洗澡要兩三個小時,一天還要洗手20多次。不但無法跟人交流,更無法正常學習。
  “性騷擾或者性侵,給受害者帶來的傷痛是一生的,對個人生活和發展都會有影響。”李瑩說道。
  無力的維權
  然而,遺憾的是,校園性侵案的調查和取證面臨重重困難。
  “因為高校是一個封閉的利益圈,不管是在取證還是定罪上,都會有很大難度。”李瑩說,大多數受害者沒有證據意識。如果施暴者死不承認,又缺少直接證據,僅憑被害人的陳述,很難定罪。
  此外,校園性騷擾在罪名的認定上也存在空白。
  李瑩說,《婦女權益保障法》雖然首次規定禁止性騷擾,但對性騷擾卻缺少進一步的法律解釋。在李瑩看來,是否自願,無法從被害人有沒有激烈反抗來斷定。
  “就像有的案子,以當時是女生去開的房為證據,咬定她是自願的。但其實,有可能是背後的權力關係,讓這個女生不得不這麼做。”李瑩說,從某種意義上說,老師掌握著學生的未來。能獲得怎樣的成績,能不能順利畢業,老師的評價很重要,反抗起來就很難。
  讓張偉偉還感到痛心的是,受害一方站出來維權,往往還會遭受一些流言的中傷。
  “比如有人會說其實是學生勾引的老師,或者是勾引未遂在栽贓。”張偉偉說,受害者很容易被當成替罪羊,承擔著巨大的社會和心理壓力。
  也因此,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認為,防止校園性騷擾的發生,還是得依靠校方加強管理和教育。
  讓張偉偉印象深刻的,是她曾經接觸過的一個發生在研究機構的性侵案。施暴者是位博士生導師,在業內還很有名氣,他會趁著帶學生出差的機會進行性騷擾,甚至性侵。
  “如果學生反抗的話,他就會通過限制論文、科研項目等進行報複。”張偉偉說,也因為這樣,很多人都敢怒不敢言。直到有個女孩兒開始出現抑鬱、自殺等不正常現象,才被該機構的領導註意到,但最終還是因為缺乏直接證據而沒有起訴。後來,該研究機構在內部開展了整頓行動,開除了涉事導師的黨籍和所有任職,併在師生中開展了批評教育。
  但張偉偉也遇到過“睜著眼睛說瞎話”的校方。
  “學校竟然給性侵的老師開假證明,說他人品端正,不可能做出這樣的事。”張偉偉說,後來,這份證明被法官採納,老師被判無罪,但被害女孩的精神卻失常了。“年紀輕輕的,一輩子都毀了。”張偉偉嘆道。
  “事實上,學校必須要承擔保護師生不被騷擾的責任,建立一個安全、良好、平等的工作和學習環境。”李瑩說,如果學校缺少對師生的保障,就沒法形成足夠的威懾和約束力,就會在一定程度造成高校內性騷擾,甚至性侵的發生。”
  呼聲:學校建立性騷擾防範機制
  今年7月前後,網民“汀洋”、“青春大篷車”舉報吳春明,稱其利用發表論文、保研等機會,誘姦及性騷擾女學生。這一事件曾引發全國矚目。
  教師節前夕,由256位來自國內外高校教師、學者和學生參與聯署的兩封公開信,分別被寄給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和教育部部長袁貴仁。該聯名信呼籲徹查廈大性騷擾事件,建議教育部以此事為契機,制定出台《高等教育學校性騷擾防治管理辦法》。
  信中寫道,“媒體介入前,其中某幾位當事人早已通過組織途徑進行投訴,但並沒有得到重視與處理,其原因是我國國內高校目前並未建立相應管理機制,導致接到舉報的相關負責人對於此類事件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。”
  “解決校園性騷擾問題,還是要從內部做起”。李思磐認為,學校是一個自成體系的組織,外部人士很難介入,因此,高校防止性騷擾的組織應該設置在高校,這也有利於學校加強內部監督。
  “如果沒有學校對自身進行監督的話,哪怕最後訴訟至法庭,相關取證也很不容易。” 李思磐說。
  記者查閱美國、香港、臺灣等高校性騷擾防範政策與處理方法發現,不少大學都向師生提供了完善的受理投訴和處理機制。
  以美國密歇根大學為例,該校出台了性騷擾防範政策與處理指南,設置學生糾紛調解辦公室專門受理,同時,對提出這類申訴的人員以及參與調查的人員予以保護,保證其不會因為相關行為受到打擊報複。
  “在國外的高校,當行政人員升遷,或者新生入學時,學校都會對他們展開一個反歧視、反騷擾的入學或入職教育。接到學生、老師的投訴,也會有專門的機構受理,然後展開調查。若是上升到需要司法機關介入的情況,他們前期的記錄和調查,也可以作為證據。” 華南理工大學性別研究中心負責人、副教授李昀說道。
  “但目前,我國還沒有哪所高校設置了此類反騷擾機構。”李昀說道,一些學生想投訴,甚至還會遭遇投訴無門的尷尬。
  也因此,李昀建議,在學校內部,可以由校長牽頭成立一個委員會,找學校里進行相關研究或類似研究的老師加入。為了防止學校內部相互包庇,還可以邀請一到兩個家長代表參與監督。
  “也許,在中國這樣一個強調人際關係的社會環境下,在校園內部設置一個這樣的機構的確不太容易。” 李昀說,“但有些事情,並不能因為不太容易就不去做。”
  現實中白白的原型,到現在還沒有走出傷痛。《不能說的夏天》電影監製徐小明說,這樣的傷痛,必須是社會的複原,受害者才有複原的機會。“社會要改變不可能是從天上掉下來的,這一步不踏出去,社會永遠不會改變。”
(原標題:如何斬斷校園性騷擾之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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